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此语道出了语际间翻译的真谛。表面看来，翻译的基本任务就是实现语言的转换，即将原语(source language)转换成的语(target language)，但实质上这一过程是十分复杂的，需要跨越语言、知识、文化等许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化障碍。因为只有深谙目的语文化和原语文化的译者，才能在译文中准确地表达出原语的文化意蕴，达到“文化对等”，实现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因此，从本质上而言，语际翻译的核心即是文化翻译。

一

        鉴于翻译在东西方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关于翻译文化理论的研究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逐渐得到各国翻译理论界的重视，并实现了从语言到文学再到文化三个层面的递进。与此对应，翻译理论界探讨的重点也从语言层面上语码的转换，到文学层面上文学作品美的再现，再到文化层面上文化的传播。越来越多的翻译理论学家认为，不能再把翻译简单地理解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应视为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尤金•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等一系列翻译理论对不同文化的翻译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奈达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作为他翻译理论的基础，他认为，要解释译者怎样才能把原语言中独特的信息在译语中同等地再现出来，这就需要用转换生成的观点来看待语言。他把所有语言分为6～12个基本结构，通过转换，生成语言中更为深层的表现形式，传递出原作者及译者的意图。奈达认为运用转换生成方法可以使译者更客观地理解原文，使译者以读者为出发点，译文与原文所要表达的意图达到“对等”，其目的是使译文读者的感受与原文读者的感受大致等同。奈达还通过译文形式和功能的关系来阐明他的“动态对等”理论。他认为最理想的翻译境界应是“译文的形式与功能与原文的功能对应”；其次是“译文与原文的功能对应，而他们的形式不对应”，即是说当语言形式与功能发生矛盾时，应把语言功能放在第一位而舍弃语言形式；而最失败的翻译是“译文与原文的形式对应，而它们的功能不对应”或“译文与原文的形式与功能均不对应”，因为这两种类型的翻译均丧失了语言功能。
        奈达之所以提出“动态对等”理论，是因为翻译理论界长期存在的“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理论强调语言形式的逐一对应，忽略了文化差异，结果为了体现与原文词对应的译文词，常常使译文词不达意，读者读后不知所云。单纯追求“形式对等”的翻译理论，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原作品读者与译作品读者不具有同样的文化背景，而要使译作品读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能收到与原作品读者同样的效果，具有同样的感受，语言形式必须有所改变。为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译者不应囿于语言形式，关键是要将句子深层结构的意义表达出来，以使译文更加准确，使译文读者能深刻领会其中的文化内涵。
        关于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巴斯奈特(Bassnett)形象地将译者一语言一文化的关系比喻为外科医生一心脏一肌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文化是肌体，语言是心脏。就像外科医生做手术时不能忽视身体周围的组织一样，译者在翻译时也不能忽视文化这个肌体。 烈 哈特姆(Hatim)和梅森(Mason)则强调翻译是一个动态的交际过程，译者不仅要通晓两种语言，更要具有两种文化视野，译者要在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发挥协调者(mediator)的作用。总之，强调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的学者均强调译者要熟知两种文化，引进原语文化因素为的语文化服务，“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文化的了解，译作的成功与否，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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