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传统典籍对外翻译而言，中国译者理应担起重任，提高语言水平，加强文化修养，通过“译出”来向国外客观、全面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毕竟相比国外汉学家，中国译者更能掌握传统文化的意蕴，更能掌握传统文化的精髓，在译出作品的选择上更有发言权。鲁迅曾说过：选本所显示的，往往不是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在翻译中国传统典籍时，选择什么作家、选择什么作品都会对译作读者产生影响，因此，要完整地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译者进行文化干预是非常必要的。这些干预包括作家及作品的选择，翻译时的策略，翻译方法等等。
        作家及作品的选择，受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外国译者更多地是从个人的喜好出发选择翻译作品，有时这些作品并不代表中国小说或诗歌的主流，如中国的三流作品《好逑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欧洲认为是中国小说的代表；又如，大翻译家Arthur Waley翻译的寒山的诗歌在海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实寒山并非是唐诗的代表作家。如此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充分说明，在作家及作品的选择上，中国译者应有充分的发言权。应选择那些在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家译介。在这方面，《大中华文库》的出版已经树立了一个典范。于1994年启动的《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是国家出版重大工程，该文库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巨大文化工程，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文库精选了我国在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性古籍百余部，对选题和版本一一加以认真论证和细致校勘、整理，并组织专家译成白话文，再译成英文，推向世界。中国文化典籍译成外文出版过去也有一些，但零零散散，不成系统，不但品种屈指可数、质量良莠不齐，甚至还存在某些故意篡改、歪曲的行为。代表几千年文明进程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典籍，必须由我们自己选择、翻译出版，推向世界，这样才能保证译文质量，准确表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使中华文化走出去。与此相对应，在传统典籍的对外翻译中，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上也应保留更多的中国文化色彩。在语际翻译中，因受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外译者对作品的理解会有很大的不同，对中国传统典籍的理解更是如此。外国翻译者因存在语言障碍，在从事中国典籍英译的时候不出现错误的极为少见，而在这方面中国译者则有很大的优势，因此，要保证翻译的高质量，中国译者的参与是十分重要的。典籍翻译的目的在于向海外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使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翻译时要竭力保留原文中的文化色彩，传输这种文化现象，如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对其中的“阴”、“阳”、“道”、“德”等词不但不能回避，最好采用音译的方法译之为Yin、Yang、Tao、Te较妥。对原文中文化色彩较淡的词，可以舍却原文而以语义对应的词语翻译，使译作读者更易接受，其他如移译、替代、注释、解释等译法均可使用。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翻译必须体现出原语的文化价值，必须将原语所代表的独特的文化色彩不折不扣地展示给译文读者。以此看来，异化无疑是一种较好的处理方式。但是，异化和归化不是天然的对立面，我们不能将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在此，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的思想做了很好的诠释。异化和归化是可以互补的。在中国传统典籍的翻译中，译者应对译文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有一种前瞻性和现状性的把握。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对中国传统典籍的翻译就要在体现中国文化的同时，考虑到西方读者的接受程度，要将异化和归化有机结合起来，即找出两者之间的切合点。否则，失之偏颇，将无法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如赛珍珠(Pearl S．Buck)在翻译《水浒传》第九回“三四个筛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乱，搬东搬西”这句话时，将其译为：But these serving men were so busy，their hands and feet all in confusion，and they were moving things hither and thither，east and west．“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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