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与语言有关，毋宁说主要与文化有关。”
        与英美学者过分注重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不同，解构主义代表人物韦努蒂(Lawrence Venuti)针对英美“归化”(domestication)翻译的传统，提出了“异化”(foreignization)翻译策略。他认为“归化”的翻译方法是以“民族主义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目的语文化之中，把原文作者请回家来”，而“异化”的翻译方法是“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 5“第砸’。韦努蒂认为“异化的观点不仅可以改变翻译的方法，而且可以改变人们阅读翻译的方式” I( 。他提倡在翻译过程中用异化的处理方法而不是英美传统上的归化方法⋯ . 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翻译理论与实践，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带进占统治地位的目的语文化价值观中。 靴 顺 他强调在全球化时代采用“异化”翻译法非常重要，它可以用来反对“英语国家的语言霸权主义和在全球交往中的文化不平等状态，是对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自恋主义的抵制，有利于在全球地域政治关系中推行民主。”
        事实上，“归化”或“异化”的方法并非是绝然对立的，译者在解读原文以及再造译文的过程中，两种语言文化结构是相互作用的。“一般情况下，译者的能力因素中本族语能力较强，在外语译成本族语时趋于选择‘归化’策略；反之在把本族语译成外语时，由于在特定的语言结构中，本族语的文本内容找不到相对应的外语表达时，往往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可见，无论是“归化”或是“异化”翻译法，他们只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要将原语中的文化内涵表现出来，以实现文化交流和传播。
        上述各种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语际翻译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的确，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看似语际间的转换，但其背后却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能否将语言中所蕴藏的文化意蕴表达出来，是翻译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即取得文化对等。能否取得文化对等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1．原文本的种类；2．文化色彩词在原文中的重要性；3．翻译的目的；4．目的语读者的种类和接受能力。” 其中，原文本的权威性及文化色彩词的保留是极为重要的。
        就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而言，只有选择好的优秀的代表作品加以译出，并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保留原文本中
文化色彩浓郁的词语，才能反映出各个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真实面貌。
        中国传统典籍外译是能否实现从语际翻译到文化翻译的典型。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而作为华夏文明精髓的典籍内容丰富、数量众多。将传统典籍译成英语是弘扬民族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囿于各种因素，我们以往的工作存在许多不足，这既与国际上流行的某些翻译理论观点有关，也与我们自身努力不够有关。英国汉学家格雷厄姆(A．C．Graham)在1965年就曾说过：“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 一般而言，格雷厄姆这一说法是正确的，毕竟翻译作品最终是由译入语来表达的，译入语表达的成功与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翻译的成功与否。但在这里，格氏着重强调了语言的准确与流利，却忽略了“翻译既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文化之间的交流”。 因此，要使译文准确无误，译者不仅要对本民族的历史、风俗、习惯、文化有深刻的认识，还要对目的语的民族文化有相当了解，否则难免出现译文错误。如中国的一句谚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常被译为“Even the cleverest wife canno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这很容易使部分读者误认为中国人也是以面包为主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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