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种看法：“通俗的白话文是很难用‘雅’来衡量的，况且‘雅’的提法也不合理，要是原作本身就不‘雅’，又从哪里来‘雅’的译文呢？”一般说来，科技翻译不同于文学翻译，后者的用词修辞要细细推敲，而前者的要求并不苛刻，正确、通顺、易懂的翻译更能保持科技著作着重客观事实与逻辑思维的特质。文采是一种抽象、难以量度的东西，若读者能在阅读时获得观念和技术以外的愉悦，被隽永的文字牵动了情绪（因拙劣而引起的愤怒与悲哀不算），这种文字可谓有文采。一个负责的译者深知文字对于读者的重要性，并因对自己所译作品的喜爱，在翻译时大抵都会很用心，比如文学界查良铮译普希金和雪莱，傅雷译巴尔扎克，朱生豪译莎士比亚等[104]，他们对于作品反复雕琢、润色以求得信、达、雅，文学作品的翻译决非简单的文字转换，它注重形象思维，讲究语言上的形象和表达上的生动，其中的“雅”强调修辞和保持原作风格，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再创造；科技翻译讲究语言上的规范、表达上的妥切、合理与正确地使用必要的修辞，其中的“雅”则是简练明快、清晰流畅，以“出类拔萃”为标尺，则建筑学译者需具备文采。

3. 关于外文程度。外文程度列于第三要素，其意思并非外文程度不重要，而是，科技翻译者大多没有受过正统学院翻译训练，没有任何翻译理论，却因此没有任何包袱与束缚；科技翻译相对于文学和哲学翻译的外文门槛较低；外国人不会把科技文章当成欧美文学来写。译者之所以看懂技术内容，不在于其外文程度，而在于其领域专业素养，面对复杂的句型，具备领域专业的译者可以推敲个***不离十，而且通常正确，缺乏领域专业的译者则只能猜测想像，而且结果往往不够精准，甚至完全错误。“精准”非常重要，让读者迷失在模糊的文句中，是一个科技译者（或作者）不可原谅的过失，要让译文在技术上精准，靠的是领域专业素养，不完全是外文程度。

        “外==>中”翻译的过程中，究竟外文重要还是中文重要？窃以为，一个中文90外文70的人，和一个外文90中文70的人，前者更佳；“中==>外”翻译则相反，尤其在翻译思想类的文本时，对于外文程度的依赖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一般情形下，非母语背景极难胜任。在这个意义上，中英文俱佳的梁思成先生在抗战期间写成的英文原著《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Chinese Architecture[105]），无论内容，抑或诸多中文术语的英文对译（书尾尚列有《技术术语一览表》），其开创性都弥足珍贵，更遑论他在科技输出的层面为国家赢得的体面和尊严。

操作和建议

第一，原著的选择要尊重知识产权和版权，按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和惯例行事。

第二，编译的慎重。每一本建筑译著的编译都应该有一篇详尽的导言，说明该书的价值和其在专业内的历史脉络，在必要的地方，译者并加上注释，使读者甚至可以不依赖任何参考工具也能完整地了解全书的意义。国内很多重要的建筑类译著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的质量不高甚至完全不译，有悖于国际学术惯例，即重要学术著作或文献应采取全译、在必要之处保留原著文本的形式。因为原著详尽列出的引文、注释和参考文献是对被引用原著知识产权的尊重、不掠人之美的学术道德规范和治学脉络的体现，同时方便读者在对其引注产生兴趣或疑问时翻寻原始文本。例如Hanno-Walter Kruft（德国，1938-1993）所著《建筑理论的历史：从古至今》（Geschichte der Architecture: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106]），一方面对于西方建筑理论历史作研究，带着清醒的问题意识，明白此问题的意义所在，一方面进行了细致缜密的各种文本解读，并力求从各种文本内部伸展到外部的社会历史语境，通过这样的历史个案研究，检验、质疑既有的理论论断或建筑理论史叙述；书中的大部分章节都是沿着这条思路写成，读其文，如被作者引入资料密林，蜿蜒曲折，处处都是按照逻辑依次展开的文本引证，而这些文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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