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理论、创作和教学呼唤着一个系统性译介工作的开展。就20世纪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整体而论，由于建造传统的中断已然只剩下一些知识的“片断”而显得缺乏充分的理论可信度和实践解释力；国内建筑学界能够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声音者寥寥无几，几乎患了“集体失语症”，失语又加剧了被边缘化，而惟有对话才能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更可悲的是，劣币往往驱逐良币，短期功利蒙蔽了长远视野，销蚀了文化使命感，翻译工作在一些大学教师和学者眼里被边缘化了，视其为费力不讨好、甚至是退休之后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

        诗人余光中云：“大学教师申请升职等，规定不得提交翻译。这规定当然有理，可是千万教师里，对本行真有创见的人并不多，结果所提交论文往往东抄西袭，或改头换面，或移植器官，对作者和审查者真是一大浪费。其实踏踏实实的翻译远胜于拼拼凑凑的创作。如果玄奘、鸠摩罗什、圣吉洛姆、马丁•路德等译家来求教授之职，我会毫不考虑地优先录用，而把可疑的二流学者压在后面”。[93]

        也许我们需要持守的学术姿态首先应该是了解，然后才是理性的批判和选择，时至今日，了解仍然是中国建筑界所欠缺的，西方建筑学知识图像的中国呈现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模糊不清、扭曲变形的。弥补这一基础性的知识欠缺，需要做好翻译输入在内的基础工作，才能获取一幅较为完整的西方建筑学知识图像，逐步建立起对话的平台，奋进直至翻译输出，实现从单项输入到双向交流、从边缘进入中心的对话过程。在不易察觉和承认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层面，也许会有人担心我们的建筑文化被西方殖民化，其实大可不必抱着文化抵触，因为它们并不是西方政治原则本身，况且我们的视点与作品是中国的，也即本土的。

        此外，顶级建筑项目，如奥运场馆等设计一再旁落他人，国内建筑界怨声载道，中国成为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凡此种种，使我认同朱涛的观点：

        “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学者，在信息极其封闭的状态下，宁愿将难以计数的心血和才智，耗费在构筑一些看似庞大、自以为是、却实际上没有坚实基础、鲜见独创内容的虚妄的学术‘体系’上去。这些努力，除了在中国的现代建筑史学术‘幻境’中增殖一些自我反射的虚幻镜像外，并没有起到任何建设性的作用。”[94]
“可悲的是，在其它领域中已硕果累累的基础工作，在当代建筑学界仍远未提上日程。王受之的《世界现代建筑史》一书仅提供了一个学术失败的教训，当然也从反面促使我明确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一项对西方现、当代建筑历史和建筑理论的持续、全面、系统、忠实的译介工作的展开，中国的建筑研究领域的贫瘠状态将会永远持续下去，而当代中国关于建筑历史、理论和实践的整个话语体系的建立将不得不指望于时间的无限延宕。”[95]

版本和版权

        系统译介的选题和版本很重要，选题标准是：第一，经典，所谓经典是超越时空、族群、意识形态的文化结晶，发自人性深处，是最高价值的永恒创作，而且常读常新，如意大利维尼奥拉（Jacomo Barozzio de Vignola，1507－1573年）的《五柱式规范》（Regola delli cinque ordini d’architettur）；第二，重要，所谓重要是做研究时离不开或绕不开、有多种语言译本或被他人反复引用者，如德国森佩尔（Gottfried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