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
        建筑界的情形则相形见绌：外国建筑学术著作的中文译介的匮乏局面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妨碍了很多建筑师和教育界专业素养的提升。时至今日，中国建筑师还没有像律师、会计那样以一种明确的角色独立于我们这个社会之中，建筑师既抱怨权力意志的干扰，又为设计构思和市场规则而分神，当面对一些尴尬的建筑形象和现象无法用教科书上简单的风格一一对应其复杂性时，建筑师或研究者欲理出一个逻辑形态完整的来龙去脉之际，不得不转向书本——但中文类建筑理论和译著的苍白现实，想从中捡出适用的只字片语往往不随人愿。

呼唤系统译介

        想要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了解外国的科学，其途径必然要先从信、达、雅的翻译入手，翻译带给国家社会民众的贡献，不论是出于自己的认知，或是出于师长的耳提面命，大家一定都已知之甚详。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和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科学翻译。

        佛经翻译历经千余年，如果不是历史上出了几位杰出的佛典翻译人才，如最著名的佛典译师玄奘、鸠摩罗什、法显、真谛，将玄奘带回来的梵文佛典翻译为中土文字，佛教和佛学不可能如此广泛地深入广大民间。明末清初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其主要内容是基督教义、古希腊哲学和科学以及17世纪自然科学的若干新发现，当时的有识之士对于天主教并不太热忱，如徐光启、李之藻虽曾有意利用基督教义来“补儒易佛”，但热衷的是自然科学与科学方法，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徐光启在和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1537-1612）的《欧几里德几何学》时，用“几何”来译“Geo”，可谓音译与意译的完美结合，不但在我国沿用至今，而且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85]19世纪中叶以降，先以科技翻译为大宗，当时人们认为西方的优势来自科技和军事，须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大同译书局叙例》云：

        “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天下识时之士，日日论变法，然欲变士，而学堂功课之书。靡得而读焉。……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备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大约所译先此数类。自余各门。随时间译一二，种部繁多，无事枚举。其农书则有农学会专译，医书则有医学会专译，兵书则各省官局时有续译者，故暂缓焉”。[86]

        后来梁启超等欲以文学来改造群众，遂西方文学作品翻译兴盛，此情形一直维持到“五四”以及20世纪20、30年代，直至左翼译者很重视***主义理论的翻译，大体而言，文学作品的翻译占了主流。80年代除了文学翻译同样旺盛外[87]，社会科学翻译潮跟清末民初出现的翻译潮有相似之处：二者都认为当时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就像晚清以翻译小说为‘开道之骅骝’，然后再自己创作小说一样，80年代翻译的目的，也是要借助翻译来介绍外国新思想，然后建立中国独特的思想框架及论述”，[88]1978年至1987年的10年间，社会科学类的翻译高达5000余种，相当于1949年之后的30年里总和的10倍，[89]其中最出名的有：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清末以来先后多次的大规模译书计划中，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学部编译图书局、国立编译馆[90]、商务印书馆的编译研究所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等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战争的缘故，往往不能按原计划执行；比如商务印书馆以极大的热忱和各界译者胼手胝足的奋斗，至2000年底已经印行了370多种[91]，再如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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