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mper，1803—1879年）的《建筑四元素》（Die vier Elemente der Baukunst）[96]；第三，深入浅出的综合性著作，这类书的作者都是本行中的杰出学者，他们提纲挈领式的叙述可以对读者有指引之功用，是关注西方建筑思想和学术动态的人所不能不读的，如威廉•柯蒂斯（Wiliam J. R. Curtis）的《自1900年起的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 Since 1900）[97]；第四，要注意到国家、语言、数量、历史地位和价值的均衡。

        上述四种划分也许并非无懈可击，例如重要和经典没有绝对的界限，今日之重要也许是明日之经典或黄花也未可知，但关键是：任何实践作品和理论文本的经典性首先是由其所表达的思想之时代特征和理论创造性价值所赋予的；其次是由其对学科的知识创新贡献所赋予的；再次，当其不能为我们提供原创思想时，至少剖析了他们经历的种种困惑。

        版本选择标准是：第一，在大多数情形下，第一手文献即母语版本上佳，转译版本次之；第二，名社，欧美和日本的一些著名出版社是好书的保证，如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 Press），英国的费登出版社（Phaidon Press），日本的彰国社等。例如，维特鲁威（Vitruvius）之《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 Libri Decem）的一个中文版[98]——转译自森田庆一翻译的日语版：东京生活出版社，1943年；日语版系根据瓦伦蒂娜•罗丝（Valentin Rose）的拉丁语版翻译：Valentin Rose，《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Vitruvii de architectura libri decem）[99]，Teubner版本，德国莱比锡，1899年；该中文版本并根据一个英文版和意大利语的双语版本“逐句对照补译”[100]：弗兰克•格兰吉尔（Frank Granger），《维特鲁威论建筑》（Vitruvius on Architecture）[101]，威廉•海涅曼出版公司（W. Heinemann），伦敦，1929年和1931年（这是一个频繁再版的版本）——笔者读后与其英文版本作比较，感觉“信”有所损。

        由于经济与制度双重因素，大陆读者普遍无法接触原版书，因此对于译本的品质无法做“信”的比较和评论，只能从“达”“雅”两面观之，但是科技译作必先以“信”为根据，学术著作的翻译非专业领域的学者不能胜任，它对“信”有着近乎苛刻但也是最基本的要求。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是否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只有通晓外文的学者才能知道，一般读者则难以尽知。[102]
        书籍总是只有一个翻译授权，因此好书一旦被译坏，读者就不再有好译本可读，甚至摧毁读者进一步阅读原著的兴趣，造成的荼害将长期而绝对，也是对原著的不尊重。如原山等翻译的《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即属此列，硬伤比比皆是；原著作者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教授曾送我一本台湾版的译本，含蓄地表示了不满，他的《建构文化研究》（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 The Poetics of Construction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Architecture，MIT Press，1995年）中文版权的艰难引进与此有关（所幸2004年他已请王群先生翻译）。

        翻译版权的争夺很伤资本，小社争不过大社，大社又消化不良，但出版社眼界不够，固然整体来看有很好的书入选，但也有些书品实在不必引进，出版社的一窝蜂抢进，又没有足够制作能力的话，带给读者的是伤害而非幸福。真正的建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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