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转换中运用模糊性思维的理据
　　所谓绝对精确的语言实际上只存在于人类历史长河的求索中，而我们能看到的只能是相对模糊的但在特定的语境下又是精确的语言。我们的先人早就悟出了这个“模糊性”与“精确性”的辩证关系，即“精确兮，模糊所伏;模糊兮，精确所依”。虽然画家如毛延寿所用的线条很准确很细致，但他仍不可能把美人王昭君(王蔷)的每根头发都画出来。所以，人们只能用相对而有限的似乎是“模糊的”部分的“集合”〔L.A.Zadeh 将其写作μ(x)〕来表现“精确的”整体。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在实践中，我们只能让译文最大限度的接近原文，永远不会绝对同原文等值。如果等值翻译理论有灵的话，那么“2 + 2 ≠ 5”就应译为“二加二不等于五”才对;可一位懂中文的美国友人却告戒我说应是中文的“一是一，二是二”可见，“翻译翻译”只能“翻意”;如果说科技某些单个词语的确可直译的话，那么作为崐科技文章的整体中的很大部分还是得“翻意”。因为所谓纯科技词汇最多不过百分之五。我们在经贸文件中不可将futures 译成“将来们”只能译为“期货”或“期货贸易”;不过，即使真的译成了“将来要办的什么事”也还不算太离谱了，因为真正的“行家里手”还是可以从特定的语境中悟出点“原味”来;为此没必要过分夸大所谓不同“专业外语”的特殊性;一个好翻译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熟悉发展中的科学技术，但不能要求他是“全才”，特别是对学公共英语(Non-Major English)的大学生来说，他只要能用大众周知的普通话语将“原语”转换成 “目的语”就应该算“及格”了。同时，所谓“专业英语”它是林林总总专业的总称，有谁可能会在事实上掌握了所有的专业英语?实际上，任何文体的译者均可受益于模糊性思维。
　　L. Bloomfield， L. A. Zadeh 等学者普遍认为:语言中模湖词语的存在才使语言更富有表达力，才使得相互间的交际变得更加便利和有效翻译的模糊性思维要求译者从“大处”着眼，重在把握语言的内在含义;着重先把头部轮廓画出来，而不是一根一根地先去画头发。很多大学生就缺乏这种意识。你让他把一个中文句子(如“春意盎然”)译成英文时，他往往先看句中的字词是否都有英文的对应词。静止的精确性思维使他在“盎然”这类词面前几乎不能前进一步;而只有模糊性思维提醒他，使他沿着“Ca→Cb→Ea→Eb→Ca”思路，将“春意盎然”变通为“春意浓”或“很多春天的气息”，进而译出“Spring is very much in the air.”这种译文来。
　　张培基教授在批评有的学人将“风雨春秋”译为“wind and rain in spring and autumn”(回译:“春天和秋天的风和雨”) 时，曾将其改为“stormy years”(回译:“风风雨雨的岁月”) 通过回译两种译文，便不难发现张老师就正是掌握了中文模糊性的大师。张老师用较为模糊的years这个大概念涵盖spring and autumn 这个较小较具体的概念，恰到好处。从这个例证中，我们不难看出语言的对应是有层崐次的。至少应有表层语义(the literal or surface meaning)与潜层语义(the deeper or inside meaning)之分。学生译文中大量的误译是由于混淆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中文(或者说汉语)的模糊性决定了对其进行翻译时要运用模糊性思维。
　　至于语言为什么有模糊性，这是个不能回避又不难理解的问题。
　　第一，人类的语言始终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作为信息载体， 语言的信息量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学者称，一个汉字简直就象一个集成电路;这个说法虽有些偏颇，但汉字信息量大是不容怀疑的，这是个事实。越是信息量大的文字或语言，其所载信息的稳定性就相对差一些;而语言的模糊性就来自其稳定性的相对性。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中的“道”字概念的内涵外延变化情况来看，词语在今天已不乏偏离其原义“中心区域”的例证;“道之为物，惟恍惟惚”(the way is a thing impalpable， incommensurable)中的“道”对很多学生来说就是很模糊的了。不要说将其译成英文，就是译成中文也是很不容易的了;近年来才逐渐为大众接受的“打的”中“的”字成了“出租小汽车”的代称;这类获得新信息或失去旧信息的例证俯拾即是。
　　第二，任何语言的发展往往都要经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到简单的肯定否定过程，汉语也不例外。“信息爆炸”时代，要求压缩信息，为此，美国人把Programmed Logic Automated Teaching Operation 压缩为PLATO;中国人把“基本建设工程”压缩为“基建”，用“公交”代替“公共交通”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往往由崐于有的词语其使用频度衰减，人们想将其还原成精确的信息时就变得很困难了， 这恐怕是语言模糊性的又一个原因。比如，时至今日，能将“三自一包”还原成原来“精确的”原文的学生不会太多。 北京人管“北京大学”叫“北大”，管“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也叫“北大”，有时就很难从字面上将两者区分开来。
　　第三，“语言是一切事物的思想和衣裳”(高尔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更像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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