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日益增加，美国的主流媒体及其他海外英文媒体纷纷增加了对中国的报道。如2005年5月9日出版的美国Newsweek《新闻周刊》，以China’s Century“中国世纪”为总题，用了21个版面进行密集报道，从政治、经济、商业、教育、文化等多个角度解读中国。这些国外英文媒体的记者撰写有关中国报道的文章时，对负载丰富中国政治文化信息的词汇，采取了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即很少采用意译的方法，而通常采用完全音译、音译加解释、完全按照汉语形式直译、以及直译加解释这些方法(朱天文，2003)。对于这种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国内有学者认为是“译者”(西方记者)有意迎合原语的双语读者(蒋骁华，2003)。为了使他们的对华观点和意识形态能影响中国的英汉双语读者，这些媒体的记者在表达有中国特色的词汇时，尽量保持汉语的特色，以亲近中国读者，获得他们的好感，勾起他们的阅读欲望(蒋骁华，2003)。有学者认为这种异化翻译对那些不懂汉语的读者无多大现实意义，因为他们无法体会到这些词语的奥秘之处，——它们丰富的文化联想意义(王祥兵，2002)。也有学者认为美国新闻期刊对中国特色词汇采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似乎更多地考虑了懂英文的中国读者这一受众(顾静，2005)。对上述观点，王祥兵所作的中国学生读者问卷调查(2002)给予了印证，并推测，《时代》中国报道文章的作者们在用异化翻译法翻译负载着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的汉语词语时，心里的意向读者群主要是《时代》的中国读者。然而，怎样看待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及其影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中国留美新闻学博士张巨岩认为，很难把它简单归结为某一种原因，如带有阴谋论性质的“妖魔化”(张巨岩，2004：382)。如果从篇章语言学的角度来解读西方记者的翻译方法或写作手法，可以认为直译是新闻报道这种文本的内在特征使然。哈蒂姆和梅森(Hatim and Mason)认为，直译或意译取决于翻译文本相关部分的内在特征。哈蒂姆在谈到新闻文本的直译和意译时说到“……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talk of a less literal translation of a certain part of an editorial， or a more literal translation of a certain part of a news report ( Hatim 1997：105)。本文拟结合有关文献和其他文本，以及一个相关问卷调查的结果，就如何解读国外主流英文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翻译中国特色词汇的策略和方法，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供商榷。

        一、对中国特色词汇采取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是西方作者的一个传统

        对有关中国政治文化信息的词汇采取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并不仅仅出现在美国的新闻期刊和报纸上。这种翻译手法也见诸于美国记者、外交官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和报告。以Red Star Over　China《西行漫记》为例，埃德加•斯诺(Edar Snow)在谈到民团、游击队、保甲时，采用了音译加注释或直译的方法：

        1) “White bandits were in the Kuomingtang’s terminology called Mint’uan，or“people’s  corps”，just as Red bandits were in soviet terminology called yu-chi-tui．“ roving bands”．Red partisans．In an effort to combat peasants uprisings，the mint’uan forces had increasingly been organized by the Kuomintang．They functioned as an organic part of the pao-chia system，……”， “Pao—chia literally means‘guaranteed armor’．”(Snow，2005：59 )。

        再以Joseph W．Sherick编辑的Lost Chances in China：the World War II Dispatches of John Service《在中国失掉的机会》为例。这是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外交官John Service谢伟思在20世纪30－40年代撰写的报告集。谢伟思出生在中国四川成都并在那里度过童年时代。11岁时随父母回到美国，1927年从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学院毕业后，1933年被美国国务院录取为外交官。他曾先后在昆明和上海的美国领事馆任职，后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任三等秘书。1944年7月他随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在延安生活了三个多月，多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访问了许多抗日根据地。撰写了数百份准确、翔实的报告，秘密发给美国国务院。谢伟思能说流利的四川话和北京话，曾作为外交官被派驻北平，担任文化专员“language attache”；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事务十分了解。他撰写的报告，语言流畅、事实可靠，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公正、客观的评价。遗憾的是，他在报告中提出的正确观点和政策建议未被美国政府采纳，数百份报告作为美国国务院的文件，一直尘封在密室，1949年曾有披露，直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的这些报告才完全解密，1974年由Random House出版发行。此次外文出版社与Random House合作，在中国出版了谢伟思的报告集的英文版，中国读者有了直接阅读谢伟思的报告的机会。

        令人感兴趣的是，谢伟思在报告中提到中国特色的词语时，基本采用了与埃德加•斯诺类似的异化的翻译方法。请看以下摘自Lost Chances in China的例句：

        (有关中国的专有名词的拼写，谢伟思采用的是Wade-Giles System的拼法)

        2)Sons of the well-to-do escape by payment，by going to school，or by getting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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