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特别是近5年来，中国大陆基础科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基础科研的产出率仍然很低，反映在每年发表的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数量很少。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具有高产出率的科学家数量很少；对基础科研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科研项目评审制度及分配经费的体系不尽理想；这些都妨碍了中国科学家开展尖端性、创新性的研究工作。另外，多数大学的教育体制不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创新性地思考，也是问题症结所在。我撰写本文的目
的是想指出上列问题，并提出可能的改进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到的资料和观点主要来自我的个人经验以及与多位中国生物学家谈话后的印象。自1980年以来，我先后赴中国大陆45次，与许多生物科学家及政府官员进行过交谈和学术交流。我最熟悉的研究领域是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本文就用中国这两个领域的科学家（本文称为生物学家）作例子。不过，我对这两个领域的观察也应适用于其它基础研究领域。

　　一个生物学家的研究产出率可以客观地用在具有高影响力的国际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原始性研究论文数量来衡量。本文选用一个判断生物学家产出率的标准，就是如果一个科学家过去10年内在影响因子为2或以上的研究杂志上发表至少8篇科学论文，同时至少有一篇研究论文发表在影响因子为5或以上的杂志上，就是一个产出率高的生物科学家。

　　众所周知，1976年才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摧毁了中国科学研究的基础。那时，中国大陆高产出率生物学家的数量可能少于50位，国民生产总值（GDP）也很低。直到1978年中国卓越的领导人邓小平执掌政权，改革开放使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如此，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产出率低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存在的问题仍然严重，这与改革开放前极低的基准水平有关。因此，中国需要在这个方面加倍努力，争取在提高基础科技产出率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

高产出率生物学家极少

　　据我估计，从2000年中国大陆的生物学家的数量、政府资助的生物学实验室数量以及发表的论文总数来看，中美两国大致相近；但中国学者在生物科学领域发表的有高影响力研究论文只有不到美国学者发表数量的百分之四。高水平研究论文与国内高产出率生物学家的数量成正比例。同时，这种状况与科研经费投入不足，项目评审及经费分配体系的不完善有关系。二者都鼓励学者发表低影响力的研究论文。由于较低的经费支持强度和短的支持时间（2～3年），大多数科学家只能选择易于获得研究结果的科研项目。而这样的研究工作一般缺乏新颖性和创造性。其结果是，绝大多数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国内杂志上，只有极少数发表在有高影响力的国际杂志上。即使有些在国内发表的研究论文有新发现，但通常因国外学者无法阅读而极少被引证。

　　据我估计，当今中国也许只有500位生物学家能够发表高质量的研究论文。而在美国，仅华裔高产出率的生物学家的数量就超过3,000人。另外一个比较是∶美国的人口只有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但美国高产出率生物学家的数量超过40,000人（这个数据是我在参阅有关统计资料后的估算）。

　　我认为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中国高产出率生物学家短缺的问题。一种办法是中国自己培养一大批有创新精神、高产出率的生物学家。然而，要取得成功，首先需要改进中国的高等院校的教学体制。现在，只有少数学校，部分地采用了类似英美鼓励学生的批判性、创新性思维的教学方法。大多数的大学和研究生院仍然强调学生死记硬背、无保留地接受教师或教科书的观点，而不是鼓励学生用创新性思考、多提问题的方法来学习。在此希望，教育部能鼓励所有的大学改善其培养未来科学家的方法。

　　另一种办法是吸引大批在国外工作的高产出率的生物学家回国效力。实际上，很多在国外工作的中国科学家愿意回国开展研究工作，但是不充分的经费支持、较差的科研环境和科研管理，让他们望而止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提高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水平，建立更加公平和透明的研究计划评审和经费分配体系，同时推动各大学和研究所的基础结构和行政管理系统的改革。

经费支持

　　中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强度太低。在2000年，支持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经费年度预算大约为2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5亿美元），约占当年 GDP的0.02％。虽然现在中国每年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占到GDP的1.1％，但大多数经费用于支持开发性的项目。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本来就不多，而其中的大部分又用于支持应用性研究项目。与此相比，美国政府每年投入的支持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经费大约为$300亿美元，占到GDP的0.3％。此外，在美国还有另外$300亿美元的经费来自工业界和各种基金会，而在中国几乎没有这类经费来源。

　　中国现在是一个先进的发展中国家，近10多年来，GDP每年以6～10％的速度增长，现已超过了十万亿人民币。如果中国政府仍用∶“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作推辞，而不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就没有什么理由了。因为我们在这里谈的并不是说政府需拿出一个绝对的资金数量，而是一个占GDP的百分数。对基础科学研究的低投入，反映出国家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因此，我在此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采取实质性行动，大幅度增加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预算。在未来10～15年，逐年提高基础科研投入占GDP的比例，希望到2020年对生物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强度至少能达到GDP的0.10％，使那时高产出率的生物科学家的数量可能增加到5000人以上，比现在高十倍。

研究项目的评审和选择

　　中国的研究计划评审和经费分配体系需进行实质性的改进。基本上，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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