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搞科研、搞学术，就难免会出现弄虚作假的现象，科学家、学者也是人嘛。在其他国家，这种现象还没有泛滥到足以让人称之为“腐败”的地步，不过也有愈演愈烈之势。以美国为例，自从美国卫生部在1989年成立专门处理科研不正当行为的办公室起，15年来共证实、处理了大约185起科研不正当事件，平均一年十余起。去年创了个记录，共收到274起反映，比2003年高出50％。不过，由于人手不足，到年底只结案了23起，有8人受到处罚。

　　美国政府对违背科学道德的处罚一般是禁止违反者在几年内申请政府科研基金和在政府委员会中任职，而违反者所在的机构一般也会对之做出行政处分。通过这种方式，违反者被清除出学术界，但很少被追究法律责任。最近一起特别恶劣的事件使美国政府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做法。原佛蒙特大学医学院教授波尔曼被发现在1992年到2002年期间，捏造数据申请约1千1百60万美元的科研基金，最终获得2百90万美元。美国政府为此终身禁止波尔曼申请联邦政府科研基金和参与联邦政府项目，并对波尔曼提起刑事诉讼。波尔曼认罪，同意支付19万9千美元的罚款，还在等刑事判决（最高可被判处5年监禁）。（来源：新华社《环球》杂志）

　　中国学术不道德现象之严重，已到了非称之为“学术腐败”不可的程度，但是管理部门打击力度之轻微，却也匪夷所思，连象征性的处分都难得一见，更不要说去追究违反者的法律责任。相反地，我们却不时地见到，违反者反过来状告揭露者侵犯其名誉权，并且获得胜诉。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我最近从报纸上看来的。2003年下半年，天津市语言学会得到举报：天津市外国语学院文化学院副教授沈履伟为申请正教授职称，在其出版的论文集《求是集》中严重抄袭。语言学会经调查，认定《求是集》中有13篇论文是他人曾经公开发表，而被沈履伟做为自己的论文收了进去。据此，天津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天津外国语学院老师沈履伟〈求是集〉的剽窃问题》。沈履伟以名誉权受到侵害为由向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状告天津市语言学会。对这些涉嫌剽窃的文章，沈履伟能找到原作者为自己作证的，就说原是他和他人的合作文章，原作者不愿为其作证甚至反诉他的，就说是其妻子代他编书时搞错了。如此牵强的理由，居然能让法院判他胜诉，难怪会引发400多海内外学者联名抗议法院的判决。

　　第二个案件报纸没有详细报道，但我掌握了原始材料。2001年3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四位离退休老教授按照中国科学院《公开征求对院士候选人意见》的文件，给中科院领导写了封署名挂号信，举报该所所长韩忠朝申请院士过程中的弄虚作假问题。因地址不详，信被退回到单位收发室，被人取走、拆看并交给了被举报人韩忠朝。2004年1月，韩忠朝用他扣押的举报信为依据，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四名教授侵犯他的名誉权，法院不开庭判决韩忠朝胜诉。天津高级法院在今年3月29日再次不开庭做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要求四名老教授向韩忠朝赔偿名誉损失1万元及诉讼费。血液学研究所30多名职工自动捐款13000元替四名老教授交了费用。

　　第三个案件也是领导控告举报他的下属。2003年7月，芜湖出现了一个“皖医学术打假网”，署名“皖医人”的创办人公布大量的调查材料，不仅指控皖南医学院院长宋建国在日本获得的“博士”学位有问题，是以靠交论文获得、没有学历的“论文博士”冒充真正的博士，而且发现在他的论文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弄虚作假现象。宋建国认定“皖医人”是本校教授汪萌芽，11月10日以名誉侵害为由状告汪萌芽。芜湖中级人民法院在第二年3月5日做出判决，判定汪萌芽向宋建国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这些案件，不管法院如何判决、袒护原告，原告都确实存在违背学术道德的行为。以第三个案件为例。“皖医人”发现宋建国于不同刊物发表的两篇从标题、实验方法到实验结论都几乎相同的论文——《中药方剂桂枝汤的时间药理学》中，一篇给小白鼠的用药是8克，而另一篇是30克，用药剂量差了4－5倍，而实验结果，包括数学拟合的结果都一字不差，在学术上是不可能成立，因此认为这是一种最大胆的伪造数据的行为。宋建国对此的解释是，这个实验最先是在日本做的，回国后又进行了更深的研究；在日本用的是经过高度提纯的药物，而国内用的是没有提纯的生药材，两者实际浓度不一样，但是用药剂量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个解释根本站不住脚。由于实验动物存在个体差异，更由于不可避免的实验误差和统计误差，即使用完全相同的条件重复实验，也不可能获得一模一样的数据。因此，有点科学实验常识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判定宋建国的实验结果是伪造的。

　　由于中国法规的不健全、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科学素养普遍不高，更由于众所周知的司法腐败，人们对种种荒唐的判决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这种近乎无理取闹的恶意诉讼并不能真正挽回原告的名誉，其动机不过是想给被告的生活、经济制造点麻烦。

　　发达国家对学术不道德行为痛下杀手，甚至不惜动用法律武器，力图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但是在中国，我们见到的却是管理部门对学术腐败听之任之、不闻不问，法律甚至被学术腐败者用来做为打击报复的工具。学术腐败之所以在中国泛滥成灾，司法腐败也是脱不了关系的。这是每一位有志于改变中国学术界现状的人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来源：新华社《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