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教育质量确实有显著的差别,那选择大学是重要的。我们说书的封面不那么重要,并不否定书的内容的重要性。比如现在耶鲁大学的遗传学家许田,大学在复旦大学,那里的遗传学教育当时比中国一般学校是要好很多,对于他以后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复旦毕业的学生很多,很少能成为许田那样优秀的遗传学家,即使有一定外界条件,也不能代替个人自身素质和勤奋努力。

　　对于目前中国大学教学质量,我没有能力逐个评价,要求教于了解具体情况的其他人。我猜想大多数学校的大学教育差别还是有限。就是复旦以前的遗传学教学优势,据许田和复旦的金力说目前也急待改进。

　　中国近年出现的一些优秀生命科学家,也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成就在中国很突出,而不是靠他们的大学学历。北京的王志新和饶子和,都是工农兵学员,在生物物理不同领域做出了好的研究。现在中国科学院的陈竺,文革期间没有读过大学,读的是医专,以后在上海二医和法国读研究生。他和陈赛娟在上海二医领导的实验室,不仅90年代研究在中国突出,我最近评审中接触过中国一个名牌大学的几乎全体生命科学的教授情况,我觉得,陈竺和陈赛娟90年代在上海二医的工作就是拿到现在也比多数大学教授的研究要好。陈竺在美国没有长期待过,可是他的英文比许多在美国待过的华人还好。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裴钢,大学在沈阳药学院,研究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他90年代中期回国后, 有一段时间可能是中国生命科学界在国际杂志发表的文章最多的。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张旭,大学在第四军医大学,研究生在瑞典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99年到科学院后,在受体转运方面有新发现,2003年中国第一次请国际专家逐个全面严格高水平地评审时, 张旭是真正受国际专家肯定的。(我得说明一下,以前中国媒体常说谁被国际专家肯定,有时是真的,多数时候要么是没有的事情要么是别人顺口随便说的。对张旭的评价,是专门将他的研究材料寄给多个专家以后、又有专家到中国答辩后特意评审作出大段评论和结论。)上海还有一位人类遗传学家孔祥银,没有研究生学位,却发现了两个疾病相关的基因突变,有两篇《自然 遗传》的论文,是成就和学历比最高的。

　　所以,对于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来说,以为大学名声对今后在中国发展重要,也是要看在什么行,不然的话,盲目奔向某大学的名声,就是今后在中国工作,或许已经失效了。

　　对题目的说明

　　主要意思写完后，好像得解释一下题目。我两次放弃过哈佛大学，但是都不是什么英勇举动。对我的专业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哈佛，而是UCSF。不过到中文环境，常有人提起我去过哈佛做博士后而不提UCSF的研究生。其实我是拒绝哈佛才去UCSF做研究生的，对我来说, 特别是二十年前我喜欢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结合,哈佛能给的研究生训练不如UCSF。所以我是选了专业上更好的学校，只是没有依中国社会的一般想当然的错觉而已。博后我去哈佛是因为我想去特定教授的实验室和研究方向。博后结束后，我放弃哈佛医学院眼科系的教职而到华盛顿大学。这一个决定，不仅专业发展上对我好，还包括对同一个人不同时期来说，最合适的环境不同。哈佛大学对于助理教授有特殊的压力，在那里升终身教授理论上标准特别高:“全美这个领域第一”(哈佛的人实际上靠掌握“领域”的大小来变通提升的难易，要不然，哈佛的终身教授岂不是个个都要得诺贝尔奖,而实际哈佛终身教授有许多不是某个公认领域第一)。在那里做助理教授把握不好很容易急功近利的赶快到好杂志上发论文，而不能潜心研究。而且因为哈佛升终身教授人数有限，造成年轻教授之间容易“别苗头” 、不合作、甚至有人际关系紧张的情况(我曾经看过两年轻人一开始就在后面互相妒忌、攻击)。这在一般美国学校很少出现，所以对于知道这些情况的人来说，并不一定选在哈佛做助理教授。虽然华裔对哈佛的特殊喜好是不争的事实, 实际哈佛并不是在所有专业全美第一。结果是，华裔放弃哈佛的不多，但是我的非华裔同事和朋友中有好几个放弃哈佛的。所以,放弃哈佛既不勇敢,也不新鲜。

　　就我自己的大学教育来说，虽然我当时很不愿意,曾经准备下年再考没成。但从长远来说,上江西医学院对我不一定不好，我不用特别看重学校的考试分数，我也不太在乎时兴什么，自己有许多时间发展兴趣。要是学校造成一个时兴的东西，年轻时我也不能保证自己有能力抵抗周围的环境，也许浪费更多时间。如果在其它学校有太大的竞争压力或者乱赶时髦时,说不定被挫伤热情或者被误入歧途。我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象我一样到没有名气的学校,也许只是重复塞翁失马的精神安慰。

　　一个人不仅受毕业的学校影响有限，就是在学校工作的，影响也是有限。伯克利加州大学名气不可谓不大，可是目前没有一个生物的诺贝尔奖，西南医学中心不可谓普通意义的名牌大学，可是它在生物医学却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工作，而且目前有好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在那里工作,其学术环境比绝大多数学校要好,象王晓东那样多次拒绝伯克利加州大学,也是有道理的。另外,对于有些人来说,环境很重要,而对于另外的人,或者在有些时候,环境的影响却有限。

　　在中国上大学不过是一次阶段性考试的结果。一个人的动态变化在某次考试时反映不能保证全面,不出现波折才是奇怪。象1977年1978年的高考,因为多数省份录取率不过3%,一个题目的对错就可以产生表观百分比上很大的差别,上什么学校等于是由没有统计差别的分数所决定。何况,能不能依靠中学水平和大学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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