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有很多科学家都如生活炼狱之中，倍受煎熬。伦敦已是深夜， Deborah Dormouse依然辗转难眠。她已经焦急地等待了4周，她不知道如果她打电话给 《自然》杂志的编辑询问她的论文处理情况是否会产生负效应。在阳光灿烂的悉尼， Wayne Wombat正在大发雷霆，因为他的学生的论文被《科学》杂志拒绝了，《细胞》杂 志正在请他审阅一篇内容相似的论文，他要对之实施报复。在旧金山，Melissa Mariposa阅知她递交给《当代生物学》的论文必须缩减一半后才能被重新考虑。她不得 不忍痛删除一些关键数据，并且极端简化结果，因为她的博士后需要将这一期刊列在他 的简历上，否则他就得不到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工作。

   一篇论文是否能发表取决于作者、编辑和审稿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多科学家们 正在孤注一掷地只将论文投递到少数几个顶尖的期刊，然后又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论文，讨好编辑。这种做法最终危害了论文发表的目的、文章的可获得性和研究质量本身。

   一个主要原因
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日益加大的压力迫使科学家们将论文发表在顶级期刊上，更是 助长了这种趋势。甚至在我们的日常言语里也反映出对顶级期刊的迷恋 - 我们说某人 是一位好研究生，是因为他在《细胞》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说明我们认为期刊比科学 信息本身更重要性。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 否则我们就失败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部分原因是掌握经费和职位分配大权的人在评价科学 家时不是评价研究本身，而是根据“表现指数”来衡量，因为将一些数字加起来比严肃 地思考一个人的成就更容易。管理者正在窃取科学家们的权力，他们营造出“成绩责任 制”文化，目的是建立最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有效地控制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结果， 这使得社会成为了一个“审计社会”（Audit society）：每一项指标都被精确地计算， 最后指标成为目的本身。

   在这样的“审计社会”中，发表论文的数量、作者在名单中的排序和期刊的影响因子 成为评价科学家的依据。在日本、西班牙和世界其它地方，这种评价方式发展到成为精 确的公式化行为。但是，不能让行政管理人员对此全部负责，很多科学家们热情地参与 其中。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人为的指标成为科学工作的目标？尽管有各种堂皇的理由说， 将论文发表在顶尖期刊上会有更广泛的阅读量，但是，当我们将期刊的重要性置于科学 本身之上时，我们就是将我们在自己的世界中变成了俗气和无教养之辈。 (我们就是将 自己在学术界置于平庸之辈。)

   一些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为什么绝大多数科学家还是如此热衷于期刊的名 望呢？这里有心理和职业两个方面的原因。年轻的科学家们将在好期刊上发表一篇好论 文视为进军科学皇冠的起点。而已有声望的科学家则希望在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以证明 自己仍有高见。与在科学发现的王国中树立声望相比，所有的人都逐渐认识到，在当今 实实在在讲求硬通货的审计社会中聚集“资本”更为安全和容易。另外一个因素是现在 的社会疯狂地追求知名度，科学家们也身不由已。许多科学家在自己的工作被媒体报道 （无论准确与否）时会心存感激，而那些领头的杂志也通过新闻发布来为此铺平道路。 比如说，西班牙的大报El Pais就经常会对西班牙科学家在Nature，cell和Science上发 表的任何文章进行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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