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虽然本文写的是关于生物领域文章发表的策略和手段，似乎与本版的主题相悖。但是我认为里面的一写技巧、思想，实际上是不分学科领域限制的。

      世界各地有很多科学家都如生活炼狱之中，倍受煎熬。伦敦已是深夜， Deborah Dormouse依然辗转难眠。她已经焦急地等待了4周，她不知道如果她打电话给 《自然》杂志的编辑询问她的论文处理情况是否会产生负效应。在阳光灿烂的悉尼， Wayne Wombat正在大发雷霆，因为他的学生的论文被《科学》杂志拒绝了，《细胞》杂 志正在请他审阅一篇内容相似的论文，他要对之实施报复。在旧金山，Melissa Mariposa阅知她递交给《当代生物学》的论文必须缩减一半后才能被重新考虑。她不得 不忍痛删除一些关键数据，并且极端简化结果，因为她的博士后需要将这一期刊列在他 的简历上，否则他就得不到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工作。

      一篇论文是否能发表取决于作者、编辑和审稿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多科学家们 正在孤注一掷地只将论文投递到少数几个顶尖的期刊，然后又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论 文，讨好编辑。这种做法最终危害了论文发表的目的、文章的可获得性和研究质量本身。

      一个主要原因
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日益加大的压力迫使科学家们将论文发表在顶级期刊上，更是 助长了这种趋势。甚至在我们的日常言语里也反映出对顶级期刊的迷恋 - 我们说某人 是一位好研究生，是因为他在《细胞》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说明我们认为期刊比科学 信息本身更重要性。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 否则我们就失败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部分原因是掌握经费和职位分配大权的人在评价科学 家时不是评价研究本身，而是根据“表现指数”来衡量，因为将一些数字加起来比严肃 地思考一个人的成就更容易。管理者正在窃取科学家们的权力，他们营造出“成绩责任 制”文化，目的是建立最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有效地控制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结果， 这使得社会成为了一个“审计社会”（Audit society）：每一项指标都被精确地计算， 最后指标成为目的本身。

      在这样的“审计社会”中，发表论文的数量、作者在名单中的排序和期刊的影响因子 成为评价科学家的依据。在日本、西班牙和世界其它地方，这种评价方式发展到成为精 确的公式化行为。但是，不能让行政管理人员对此全部负责，很多科学家们热情地参与 其中。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人为的指标成为科学工作的目标？尽管有各种堂皇的理由说， 将论文发表在顶尖期刊上会有更广泛的阅读量，但是，当我们将期刊的重要性置于科学 本身之上时，我们就是将我们在自己的世界中变成了俗气和无教养之辈。 (我们就是将 自己在学术界置于平庸之辈。)

      一些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为什么绝大多数科学家还是如此热衷于期刊的名 望呢？这里有心理和职业两个方面的原因。年轻的科学家们将在好期刊上发表一篇好论 文视为进军科学皇冠的起点。而已有声望的科学家则希望在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以证明 自己仍有高见。与在科学发现的王国中树立声望相比，所有的人都逐渐认识到，在当今 实实在在讲求硬通货的审计社会中聚集“资本”更为安全和容易。另外一个因素是现在 的社会疯狂地追求知名度，科学家们也身不由已。许多科学家在自己的工作被媒体报道 （无论准确与否）时会心存感激，而那些领头的杂志也通过新闻发布来为此铺平道路。 比如说，西班牙的大报El Pais就经常会对西班牙科学家在Nature，cell和Science上发 表的任何文章进行特别报道。

      后果
这对于作者、编辑和审稿人的行为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

      
作者

      作者必须决定什么时候、怎么写他们的研究工作。写论文的理想的时刻是在 某一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并获得了可信服的信息之时。但是，现实的做法常常是在有可 能出现结果的最早时候就开始写作。结果，科学发现就像意大利香肠一样被切成一片片， 然后再递交给不同的期刊以发表更多的论文。

      科学家们必须全力以赴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工作，以尽量减少论文被拒的风险。顶尖期 刊绝不会考虑竞争对手已经刊登过的结果相似的论文，即使这项研究已经花费数年时间 而递交的时间只相差一周或二周。当然，如果两篇竞争性的文章同时递交给期刊也有好 处，每位作者都会用另外一篇论文来引起编辑的注意，认为他们的研究课题是热门的。 毫无疑问，论文的递交和报告让许多科学家们彻夜难眠。

      作者需要决定怎样做才能将他们的论文发表在顶尖期刊上。研究结果是否可以被炒作 到足以为话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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