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年纪大了，喜欢起回忆。不过又怕不准确，所以从来不敢写。但是失传好像又可惜。反正不是正史，勉力为之写个“话说”吧，力争比演义好点。不过用词比较矛盾，有时想尽量用当时的词语，又怕现在青年听不懂，有时自己也给新词语改造过来了，但是又改造的不完全（“旧的思想根深蒂固”吧），所以写来写去，在遣词造句上，结果有点上海人说的那个“洋泾浜”。自己接触总有限，也不是一生全在科学院工作，记下的不可能是全貌，算是侧影吧。除了大家知道的有名的人，其他就避免写人名了，不是他们不重要，而是算保护一点他们的隐私权吧。

　　I. 科学院对中国的影响可不限于科学

　　许多技术是科学院和科学院的人做出来的。做原子弹和氢弹的二机部九院许多科技人员是科学院出去的、有些一直兼两边职位，用现在的话可以叫首席科学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同时是科学院的原子能所所长。做导弹的国防部五院（后来的七机部）科研人员也是科学院去的多，五院院长、七机部副部长（“首席科学家”）钱学森也是科学院力学所的所长。最早积极推动中国建卫星的是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他也是科学院卫星设计院的首任院长)。科学院58年建的科学仪器厂到65年成了卫星总装厂。卫星研制在科学院快要做完了，才交给七机部，现在的航天工业总公司也是科学院下的蛋。那个时候，爆炸一个核弹、发一个火箭、卫星，就是头版头条，里面总是说成就归功于“我国工人阶级、解放军指战员、革命知识分子”。科学院里面有人就会读成“科学院的人和科学院输出、培养和指挥的人”，当然这有点本位主义，有人还因为这样说的时候不注意场合，在文革被人检举批判的。

　　科学院在教育上做过开路先锋。比如说文革以后第一个中国人在外国得博士学位的是生物物理所的郭爱克，当时可是《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所长贝时璋握着郭爱克手，祝贺他得博士（德国的博士）。第一个我国自己的博士答辩是1982年2月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生马中骐（导师胡宁是北大和科学院兼职）。那时博士很新奇，到1983年国家还隆重地在人民大会堂搞学位授予大会，其中多数博士都是科学院的。

　　科学院在我国历史上，有几次是政治漩涡中心。1956年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是毛主席正式提出来（他老人家说： “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科学问题上百家争鸣”），但是双百的来源和科学院有关。口号本身是科学院副院长陈伯达先说的，科学院在青岛召开遗传学会议，讨论遗传学派斗争，又和这个方针有密切关系。现在不太有人说了，不过双百方针曾经好多年（50到80年代）是我们国家知识分子的救生圈，能有机会就抱住。（顺便说一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时“毛主席他老人家”这个说法，也是一个尊重的句法，现在想来，有点奇怪；看你怎么发音，同样这句话，听过去可以带讽刺挖苦，要是在那时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没人敢用这样的说法了）。

　　邓小平二次复出后，75年派胡耀邦到科学院，胡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要搞科学、要专家领导、要整顿，结果“四人帮”批邓时，《汇报提纲》是供全国人民大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科学院是全国的“重灾区”。

　　文革高潮期间，有个纯粹诬陷的“梅花党”案件，对全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间谍故事，有些小孩还觉得很好玩。对科学院上海分院的科学家来说，那可是个大冤狱。多少老科学家被罚到黑暗、冰凉的地下室挨打，要他们交待和台湾、美国的特务关系。有些人屈打成招。国民党时期中央研究院朱家骅临走前主持的一次院务会议，变成了梅花党的集会。

　　“四人帮”倒台后，郭沫若大呼：科学的春天来了。那可真是当时我国知识分子的心里话。全国科学大会，也是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的大会。现在想来，大会的科技成分不重要，但是对当时气氛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前常用语）。

　　全国青少年兴起热爱科学的高潮也和科学院分不开。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描写的陈景润是科学院数学所的。一时间，多少青年学子要做科学家啊，象我们这样不年轻的人，看着那时青年人的一股劲，都激动不已。后来各种说法，比如说把陈景润说过头了、科学家不是都是书呆子、科学上有没有“皇冠上的明珠”等等，副作用是有一些，不过正作用也不能抹杀，特别是那个时代。我估摸，现在40到60岁的我国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不受陈景润报告文学影响的。

　　想起一个事情来，和科学院无关：有时后代不容易介绍历史故事，因为人的观念随时间地点改变了。我们年轻时也是一样。我记得有个在延安时代看过《白毛女》的同志，看到解放后演出时他议论，说贫农的女儿白毛女不想做地主黄世仁的老婆，在解放前的农村是说不过去的，是不合当时社会常理的。所以最早贺敬之编的情节是黄世仁始乱终弃白毛女，白毛女没有做成小老婆才出走。以后革命形势发展，这样的情节好像显得穷人没志气，才变到后来的样子。这一变好了，以后我们没有到过农村的人，都以为最早的版本不可能，不反映现实，我那时还和延安干部争论过，觉得是他小资产阶级思想看不去农民，现在想来，因为我们不懂农村情况，带上知识分子的爱情观，才是错的，而他是对的。这是题外话了。

　　II.科学院和国家、部门领导的关系

　　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好像都是问国家要钱花的人。不仅国家领导不和他们平等交谈，就是各部委的大官小官也多半瞧不起科学家，都当科学家是讨钱的。是现在科学家自己不行了？还是现在当官的架子越来越大了？

　　五、六十年代，毛主席、周总理那是经常约科学家谈话，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等等都是他们的座上客，五十年代有名的科学家回国，毛主席周总理要设宴款待。不仅毛主席款待钱学森全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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