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中国加人工作组报告书》中可以看出，世贸组织中国加人工作组对中国履行技术协定的关注远甚于对中国履行卫生措施协定的关注。工作组对我国使用的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衔接协调、我国的合格性评定程序与《TBT协定》的一致性以及我国有关技术法规、标准与合格性评定程序的公开和透明度等问题广泛地提出了要求，还对我国在进口商品和国内产品的合格性评定不是由同一个政府实体实施是否会产生对进口产品的不利待遇表示了担忧。对此，我国作了这样的承诺：在官方刊物上公布作为技术法规、标准或者合格评定程序依据的所有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标准；自加人时起，使所有技术法规、标准或者合格评定程序符合《TBT协定》；对进口产品实施合格评定程序的目的，仅为确定其是否符合与我国加人议定书和《TBT协定》的规定相一致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但在合同各方授权的情况下，合格评定机构可以对进口产品是否符合该合同的商业条款进行合格评定；自加人时起，保证对进口产品和本国产品适用相同的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不迟于加人后18个月，应仅依据工作范围和产品种类，指定各合格评定机构的相应职责，而不考虑产品的原产地。2002年4月，我国公布了修改后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就与WTO有关协定和我国承诺的问题作了修改。
        相比而言，WTO对中国在履行《SPS协定》方面的要求就少得多。一些成员担心我国把SPS 程序作为非关税壁垒，并指出了我国这方面的措施与《SPS协定》不一致的具体事例。对此我国代表表示，我国绝大部分SPS措施是基于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的，并确认我国将不会以作为对贸易变相限制的方式实施SPS措施。工作组要求中国代表确认将会自加人之日起与SPS措施有关的法律、法规、法令、要求和程序符合《SPS协 定》。《加入议定书》中，我国承诺在加入世贸组织30天内，向该组织通知我国所有有关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措施。包括产品范围及相应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
        为什么世贸组织对两者的要求有如此大的悬殊?在我国原来的技术法律法规中。有一些规定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构成了国际贸易不必要的障碍，例如原商检法第4、5、6条规定的“法定检验”和第22条规定的“进口商品安全许可制度”。另外，其他WTO成员还担心我国没有使用相关的和可获得的国际标准作为我国现行技术法规的基础。总之，WTO其他成员认为我国当时的技术法规会有损其利益，所以对我国提出了详细而严格的修改要求。但是我国的卫生立法比较薄弱，甚至可以说有很大漏洞，其中并无对其他国家存在非国民待遇等问题，所以世贸组织其他成员仅要求我国尽“通知”义务，而并未像对技术法规那样罗列十数条要求。
        从这个角度讲，《入世议定书》对我国技术法规与卫生法规的不同要求正好反映出我国卫生检疫法规存在很大缺陷。中国在卫生与植物卫生检疫方面效力最高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该法于1991年10月30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它制定的时日较早，从现在的形势看，其内容极需扩充与完善。
        我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规定了动植物进出境检疫的一般程序。将它与GATT1994、《SPS协定》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前者的欠缺所在。从今天的眼光看，前者的内容偏重于操作性，缺少重要的理论性原则性规定，所以更像一个实施细则。
        首先，我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未规定在某些情况下我国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限制国际贸易。GATT1994第20条明确规定在出现威胁人类、动植物的生命与健康的情况下，WTO成员政府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限制贸易；而在我国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类似的规定仅有第6条：“国外发生重大动植物疫情并有可能传人中国时，国务院应当采取紧急预防措施，必要时可以下令禁止来自动植物疫区的运输工具进境或者封锁有关口岸；受动植物疫情威胁地区的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应当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同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和国家动植物检疫机关报告。”该条款说明，我国对于出现威胁人类、动植物的生命与健康的情况采取的法定应对措施是行政手段，其中带有计划经济的影子。对于重大疫情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该法显然并未涉及，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其次，我国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未规定依据何种标准、指南和建议，也未规定适当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WTO允许各国规定适当的保护水平，这是其赋予成员国的权利。
        根据《SPS协定》第3条第2款的规定，符合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的SPS措施应被视为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并被视为与该协议和GATT 1994的有关规定相一致。所以，世贸组织成员都有权根据国际标准、指南和建议制定自己的SPS措施，而不用担心受到设置贸易障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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