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的《博览群书》刊登了一篇题为《学术本土化的意义》的文章。该文章从严复译“Rights”一词时舍“权利”而取“直”的背景人手，从翻译的技术层面和政治功能两方面分析了严复以“民直”译“Political fights”的根源，进而提出理论译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术语翻译问题。作者赞同严复的译法，并引用何兆武先生的话，认为以“权利”译“Right~”使得“自然权利观念未能很好的本土化，这是中国思想未能成功的近代化的原因之一”。

　　“Rights”是应该翻译成“直”还是翻译成一直沿用的“权利”，或者我们无法武断地做出评判，但这其中反映的术语翻译问题却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术语翻译的问题伴随着翻译行为的产生而产生，而且不可能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

　　一、术语翻译问题的重要性及现状

　　术语的翻译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的翻译，它同科学技术类著作的翻译息息相关，准确性是它的最高要求。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世界文化交流的发展，外国许多学术思想和著作越来越多地被介绍到中国来，对术语的翻译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学术本土化的意义》的作者邓文初所说的那样，“对一种外来思想体系的接受，如果是通过翻译文本，则翻译文本中概念的解读(重新编码解码)就是理解这一思想体系的关键⋯⋯接受者做出反应并不是针对翻译背后的源文本，而是翻译文本所传达的信息。”也就是说，普通读者看到的，是由一系列已经过翻译的术语构成的文本。这时，术语翻译的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读者对一种思想体系的理解，由于术语翻译不恰当引起的误解有时甚至能产生很严重的后果。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以“悲剧”一词来翻译西方的某种剧种。中国本来就有“悲剧”、“喜剧”、“正剧”这样的说法，而“悲剧”一词在中国的风行同西方悲剧理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引进密切相关。然而，西方的“悲剧”概念同中国的“悲剧”概念并不相同，正如辜正坤所说：“中国悲剧侧重在悲苦，西方悲剧侧重在悲恐”。术语翻译的不恰当导致了国人对学术思想的误解，引起了历史上的两种争论，一是认为外国无悲剧，另一是认为中国无悲剧，后者的影响尤其广泛，包括王国维、朱光潜等人都加入了论战。由此可见准确翻译术语的重要性。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乔治·梅塔耶(Georges M6tailli6)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科学和技术术语的创建始于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之后，一批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外国翻译人员和外国传教士开始在中国文人的协助下，开始翻译一些外国著作，把西方的科学知识传播到中国。在此过程中，他们以各种方式创造了许多术语。到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又从日本引入了很多术语，这些术语本来就是日本学者借助中国文字所创建。这两种行动构建了中国第一批现代术语。之后，新术语的创建大多同中国的几次翻译高潮相吻合，翻译作品多产的时期也是各种新的术语频频出现的时期。尤其是到了现在，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学术的多元化更是让我们接触到了以前为我们所不熟悉的各类著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术语翻译的关注越来越显示出了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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